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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病的症状形式及治疗成当代人焦点

 在工业革命期间,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,导致各种“城市病”的出现,主要包括住宅奇缺、污染严重、卫生状况恶化等。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“城市病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但往往效果不佳。

  一、工业革命与“城市病”

 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。在英国,工业化和与之俱来的城市化如此迅速,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,它所带来的福祉和祸患同样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,特别是在一个奉行自由放任和惟利是图的国家,这种迅速到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,不可避免地引致一系列灾难。因此,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“迈达斯灾祸”(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,梦想点石成金,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。)来形容这段历史,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“城市病”。

  根据对各国城市化史的研究,我们认为,城市发展可能受三种因素的限制。首先,城市化可能受农村人不愿离开家园的限制。这种限制既可能是社会经济方面的,也可能是社会心理方面的。其次,城市化可能受城市建设费用的限制,就是说,建设城市要耗费大量资源,而在整个工业化阶段,工业发展也要大量投入,因而,这里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。再次,即使撇开费用问题,城市发展也要受到缺乏组织城市生活的能力的限制。城市越大,管理就越困难。如果没有逐步积累的经验和系统的组织,要管理迅速兴起的大规模城市是有困难的。就英国的情况来说,农业人口主要不是由农民构成,从而在感情上与土地没有很密切的联系,所以,城市化的第一个限制因素,在英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这反倒可以部分地说明,为什么英国城市化能较早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。至于第三个因素,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,的确不同程度地起到了限制作用。不过,从英国的具体情况看,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,这些因素的影响,并不表现为限制城市化的速度,而是通过城市设施的不足和组织的混乱表现出来,即表现为“城市病”:一方面,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,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;另一方面,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,给早期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工人阶级造成极大的苦难。不过,这种情况却有利于资本家。因为这样既保证了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,又可以节省必须摊付的社会资本。

  城市化的费用和组织问题,从根本上说是资源向城市的配置问题。就是说,需要足够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进行组织和建设。如果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,大量人口进入城市,而相应的资源却没有相应地向城市集中,即资源城市化,就必然出现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,即“城市病”。

  在英国,工业化起源于农村,而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,是整个工业化前期的主要特征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,乡村变成工业城镇,城镇变成大的工业城市,从而出现城市化的加速。不过,在资源从乡村向城镇,从城镇向大城市的转移过程中,对于城镇的发展来说,资源在乡村的分散,对于大城市的发展来说,资源在小城镇的分散,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。农村工业和农村地区对资源的占用,影响城市化的进程,具体说,就是在人口迅速城市化的同时,资源的城市化出现滞后。

二、“城市病”的主要形式

  人口城市化,即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,一方面是工业发展的需要,另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需要。资本主义工业迅速扩张的能力及其周期性特征,要求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。而在大工业和大工业中心形成以后,还要求这种劳动集中在城市。这种情况,不仅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,还导致了城市的大规模失业。马克思把这种“现代工业的中心——工厂、制造厂、冶金厂、矿山等等”存在的失业现象,称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流动形式。

  工业革命时期或者说工业化早期城市发展的病态,还表现在住宅奇缺方面。恩格斯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中记载: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窟。的确,穷人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胡同里。可是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,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。英国所有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部分都是一样的。这些城市中的最糟糕的房屋,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一层或两层高的砖房,几乎是排列得乱七八糟,还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。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,叫做小宅子。在全英国,这是最普通的工人住房。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,肮脏的,到处是垃圾,没有排水沟,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。这里的住宅非常集中,以至于空气很难流通,特别是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,空气之糟是可以想像的。

  这种情况,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。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,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,而住宅状况也就越趋恶化。

  城市卫生状况的恶化,也是早期城市病的重要方面。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,不存在组织城市生活的可供借鉴的经验,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,而在出现问题的初期,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,直到问题发展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以后,人们才呼吁加以解决,但往往为时已晚。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卫生问题,部分来自工业污染,部分来自生活污染。城市居民大都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,农村的那种散居所养成的习惯还没有改变。如生活垃圾到处倾倒,污水随处泼洒,不少城市居民保留着养猪的习惯,所以到处是猪圈。由于厕所不够,人们不得不随地大小便。根据记载,曼彻斯特的议会街,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,在居民区,每30幢住满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。在工人的家里,鸡、猪、甚至马都挤在同一个房子里。

  对于城市卫生特别是较大城市的卫生来说,排水是很关键的问题。当时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。一般污水都是通过大大小小的“阴沟”通往厕所或死水塘;情况最好的是将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。例如,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,成了一条大污水沟。甚至在伦敦,大大小小的污水池和污水沟都到处可见。

  居住的拥挤和卫生状况的恶化,导致瘟疫横行。对于工人居住区来说,猩红热、伤寒、霍乱等是最容易发生的,而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,往往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死亡率回升,与此有直接联系。

三、“城市病”的早期治理

 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,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了,并提出过警告。不过,问题没有发展到威胁整个国民健康或威胁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下,就不会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。

  1838年,伦敦瘟疫猖獗,济贫法委员会秘书查德韦克建议派出一个医务委员会进行调查。同时,皮尔在艾希利勋爵和女王配偶的私人敦促下,组建了一个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卫生调查委员会。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,并起草了一个报告。这个报告于1844年公布,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,惊醒了有头脑的人们,并且对卫生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。皮尔委员会对城市卫生状况做出建议:卫生管理应交由直接隶属于英王的地方当局单独负责;在任何排水方案付诸实施以前,应先有适当规模的计划和测量;地方排水区域的大小应随时由英王加以规定;一切下水系统应由地方当局统一建造;大杂院房屋和茅舍产业的费用概由所有者负责,主管排水的当局也应负责铺路;一切尘埃、灰烬和垃圾均为当局所有;当局应负责清扫污水池和厕所。还规定:凡住人的院子,宽不得少于20英尺,进出口不得少于10英尺;地窖和地下室必须备有壁炉、窗户和适当的排水系统,否则不许住人;凡新建的房屋一律应装有适当的厕所设备。还规定:当局有权为加宽道路、清理卫生和筹建公园而征收款项,有权要求充分的空气流通,强制不卫生的房屋打扫,核发宿舍的许可证,指派卫生官员等。

 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划时代的。它导致1848年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的诞生和第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建立。从此,“国家就以一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”。例如,19世纪60年代的卫生法散见于地方条例、工厂条例、埋葬条例以及种痘、煤烟、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。不过,无论如何,这些条例说明政府已开始正式介入城市卫生管理,城市卫生事业慢慢地前进着。

  住宅方面也开始不少有益的尝试,其中著名的是所谓“模范住宅”运动。这个运动是由建筑商乔治·皮鲍迪和悉尼·沃特娄发起的。由于在伦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,因而,他们开始建造一种成排的杂院房屋。这种房屋以较低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者。他们的成功引起人们的效仿,在伦敦工人区建造了一排排的这种模范房屋。另一方面,不少市政当局开始有计划地清理贫民窟。例如,利物浦市政当局从1860年起用市有地产建造大量工人住宅,后来又根据地方条例和国家立法,将杂院房屋以有碍公益事业而查封,并征购以进行拆毁。不过,大部分最坏的房屋的拆除,是在1882年以后的事。这时,这个城市每幢房屋不到6人,“过分拥挤”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%以下。而1891年每间房屋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68人,“过分拥挤”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09%。可见,住房拥挤的情况在慢慢改变着。

四、社会制度与“城市病”的治理

  市政改革无疑对解决城市住宅、公共卫生以及城市管理问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,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,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。不仅如此,由于这些改革,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,所以常给赤贫阶级带来新的灾难。例如,过分强调卫生,限制排污,许多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法进行,工人因此饱尝失业之苦。

  不过,随着工业化的进展,社会财富的增加,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同时,社会也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,并投入到城市建设和组织方面。所以,城市面貌还是在慢慢地改变着。1892年7月,也就是恩格斯发表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后的48年,他在本书的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指出:“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,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,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。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和改善了;穿过许多最坏的贫民窟修建了宽阔的街道;‘小爱尔兰’已经消失,‘七日规’跟着也将被清除。”这说明,“城市病”已经得到初步治理,但距理想的标准还很远,这需要资源的投入,还需要时间。

  从英国早期情况来看,“城市病”的根本原因,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资源配置不协调,而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又与自由放任主义有联系。当然,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,缺乏经验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就告诉我们,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,要合理地配置资源,使两个过程协调。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,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,用立法手段对私人或企业行为进行规制等;同时,对“城市病”要“防”重于“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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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: 老漂 分类: 精彩|收藏 评论: 0 浏览: 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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